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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是 毕业15年,我第二次回到福建,这个曾生活四年的省份,已经与我形同陌路。我们的聚会,仿佛就是为了彼此甄别抬头纹和妊娠纹,数点对方的白发。此次聚众的领袖、曾经和我打牌吵翻天、如今专放高利贷的隔壁班老王说:聚会要趁早,再过些年,没准有人要被阎罗王招去述职了。老王几年前切除了胆囊,遂痛感生涯无常。他属鼠,如假包换的无胆鼠辈。 一群挈妇将雏的同学,像耗子一般出现。我们都是爱国的耗子,班上几个不爱国的都移民到帝国主义去了,所以我们这些残部以爱国的名义聚会。一个曾与我联袂作弊的哥们,彻底消失了15年,本来谁都找不到他,好在班上有厦门同学是干刑警的,通过系统一查,把该同学的住址、电话,甚至曾几次出入福州某桑拿房的记录全部调出,遂缉拿归案。 我们虚假拥抱,我们故作唏嘘。当我们回到熟悉的气场,早已沉默寡言的我又恢复了多年前的贫嘴。见到深圳来的朱奸商,我贫曰:你可在厦门尽情风流,咱们有刑警队长罩着。厦门同学在一边忧伤地说:刑警只管重案,风化案件不归他管。 其实我们都忙着拼酒。十年生死两茫茫,我们抓着壮年的尾巴酗酒,有人吐血,有人摔杯,女眷们赶紧拉着孩子逃遁入夜色,不让我们的悲伤陪他们过夜。 我们年少时,有辅导员管着。当我们不再年少,只想借这幕幼小的夜色,聊发一次少年狂。 我们坐上渔船去野岛。聊起家眷,孩子最大的居然已经15岁了,而我们才毕业15年。那位当年穷得买不起杜蕾斯的兄弟赧颜搓着衣色:最小的才一岁,是龙凤胎。颠沛十余年,至今无暇耕播的我忧郁地卧于船舱,以两坨棉花塞于耳中,假寐。 我一直陷于没来由的忧伤中,从第一场夜宴开始。同学的秃头、我的白发,比夜宴的华灯更亮。我们都成了忧心忡忡的中年人。当我们谈起国事,彼此已成陌路。旧时的番号已经失散,我们在不同的地域和年月里彼此挣扎,彼此相望。好在,我们此生只做过同学,没做过同事,没有利益上的纠结,所以,我们还能相爱,一直相爱。 爹爹抽一支黄金叶的香烟，咂咂嘴巴，香甜的样子，他满足地看着满院落的大石头小石头，白石头红石头，歪着头看看这里，侧着身瞅瞅那里，“春上就可以开工了。”他自言自语。我纳闷地问：“爹，要开什么工啊？”爹爹笑了，抹抹胡茬：“到时候你就知道喽！”他很自足的样子，让我感受到他的故作神秘和溢满胸腔的幸福。 我跟哥哥咬着耳朵推测爹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还打起赌来。私下里去问娘，到底还是哥哥猜对了——爹爹开春要给家里盖房子，没有钱烧砖买瓦，他下河里挖了两年的石头，在默默地打算给我们和娘盖一座石头房子。我们知道了答案，想起爹爹酷暑寒冬在河里的身影，心情复杂，再不愿意多说话。哥哥说困了，我也说瞌睡了，可是我分明听见，哥哥跟我一样辗转反侧，想着爹和娘的不易，我们不知不觉睡着了。 我们期盼着春天，期盼着爹爹的石头房子在春天里开工，盖起来！ 过了正月十五，我和哥哥就开学了，我们各自上课去。一周之后，两周之后，三周了，过了二月二，龙抬头了，村上好几家盖起砖瓦房的，我们家的石头房还没有影儿。我不敢问，也不能问，怕爹爹有压力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只看到爹爹的眉头拧得比麻花还紧，娘也在叹气。 终于，我从村里同学的口风里知道，爹爹在挨批斗。有人说，他上工不下劲儿，把力气都用在下工后，给自己家挖石头去了！说是要把那些石头全充公！ 我欲哭无泪，回到家，问，是不是这样？哥哥知道了更是怒不可遏，要找那个村干部理论去。哥哥有一个同学朱福，朱福的姐夫是县里干部，他打抱不平，拎来两瓶子汽油，说是要趁天黑把那村干部家给点了，他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不连累哥哥和我们家，就为治治那“恶人”。爹爹劝下朱福，喝斥哥哥不许胡来！爹爹说：“我老了，他们愿意怎么处理都中；你们还年轻，要奔前程！” 后来还是朱福把他姐夫的话捎回来：“石头那么大那么多，看村子里哪个老少爷们会去动手搬那些带有血汗的石头！不用担心，石头早晚都是你们家的！”果然，那个村干部不可能一个人去搬石头，村里也没人肯给他搬。 有一天，我们家的院落外边谁用红纸条写了一句“谁家的石头就是谁家的！！！”看着那三个感叹号，爹爹的眼里湿湿的，朱福请他的姐夫为爹爹的石头房奠基，于是爹爹的石头房子开工了。最新全球资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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